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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企CFO的职场江湖

2008-10-17 13:59 来源:转载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本土企业财务重新恢复自身在管理和运营中应有的价值以来,传统教育背景的欠缺和实战能力的滞后,使得外企在华的分支财务体系长期以来对基于内部管理定位的本土企业财务体系扮演着居高临下的业务培训者和资源提供者的角色。而几乎同时并行发生的中国资本市场在经历了20年的曲折反复之后,随着后WTO时代金融全面开放局面的形成,越来越多的本土企业财务部门的定位已经开始向基于以资本运作为工具的外部交易角色进行转变,这个令人兴奋的全新舞台彻底动摇了一直波澜不惊的外企CFO职场江湖。

  调查显示,整体行业发展趋势的利好以及本身能力和经验的积累使得高端管理人才,特别是外企背景的财务高管正呈现出薪资上涨和流动性巨大两大特征。外企CFO们面对机遇,或躁动或坚守或犹疑的心态以及跌宕起伏的职业历程折射出了时代的变迁。为此,《首席财务官》杂志特别策划了“外企CFO的职场江湖”这一话题,邀请专业咨询机构和至今仍然在外企供职的或者经历过外企职业生涯的财务高管,与广大本土CFO们分享其在外企职场江湖中的种种积淀和思考。

  即便在“外企”这个词在本土求职者眼中最至高无上的10多年前,其在华机构CFO角色的全部内涵,也与真正意义上的本土企业对CFO的真实需求相去甚远。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外企的财务高管们迄今为止对本土企业仍在进行的布道和育人工程,在百度上键入“财务培训外企讲师”所得到的15.9万个搜索记录即是明证。

  一位有10多年工作经验的外企财务经理提醒我们,“不要因此对外企有任何的轻视。无论是在企业管理、工作方式,还是生活方式上,外企和外企人都将依然如昨地对周围散发着积极的影响力。”

  如今,这一影响力却转而以全新的方式带来更猛烈的震撼。

  2003年1月,卸任路透社资讯和贸易系统部中国、蒙古和北朝鲜地区资深副总裁刚刚半年的马来西亚人陈伟成被猎头公司“猎”到了李宁公司,并出任该集团CFO。尽管此前并未出任过这一角色,但这并不影响这位资深财务管理者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带领李宁公司成功登陆香港资本市场。

  2006年11月 曾任百安居执行副总裁兼财务总监的卫哲,加入了阿里巴巴并出任集团资深副总裁兼企业电子商务(B2B)总裁。一年后,卫哲携手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出身的CFO武卫把阿里巴巴的B2B业务带到了香港资本市场,前者以4825万股股票坐拥6亿元人民币身家,后者也囊括965万股股票而身价过亿。?

  职场高利润区的转移

  2000年前后,遭遇天花板之痛的吴士宏、王树彤和李汉生分别离开光环中的微软、思科和惠普,在第一波互联网创业浪潮中选择了TCL、卓越网和北大方正。尽管从今天的标准来看,这几个选择并不算是成功,但当时却引发了一场渐成规模的外企高管跳槽热潮。事实上,曾经号称“亚洲第一CFO”的韩颖早在1998年6月就从惠普中国区财务总监的位置上跳槽亚信出任CFO,只不过由于当时本土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外部法律环境与今天相去甚远,其并未引发更多的追随者。

  如今,外企的财务高管流向“pre-IPO”民营企业的声势渐为浩大。与那些口头上标榜追求理想的外企CEO的“下海”相比,大多是低调加盟的外企CFO们的选择则现实得多——更丰厚的物质回报(包括现金和股票期权)、更强势的参与决策权力、更自由发展的平台和更大的成就感。

  无可辩驳的是,外企曾经一度是本土CFO们最高的“职场利润区”。从知名出版人、号称“名门痞女”的洪晃的外企经历即可窥一斑见全豹。1986年,25岁的洪晃已是德国金属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年薪高达7万美元。用洪晃的话说,“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会儿,这种薪水都可以买大楼了。”

  一家主要服务于跨国公司的猎头机构表示,近两年来,来自民营企业的业务量比例在公司中有明显上升,而这其中对CFO 的需求量明显增加。“很多pre-IPO的民营企业急需有既了解本国市场,又拥有海外资本市场经验的CFO。而实际上,这样的现成人才在本土非常稀缺。”通常,出身名校、经过 “四大”历练、拥有海外学习和工作经历,具备和华尔街投行或者金融机构沟通的经验,有完整领导整个IPO过程的经验,可以称得上是候选人的“完美简历”。“他们会为‘关键的人’付出‘关键的代价’。”

  对此,有着一张纯正的欧美面孔的摩托罗拉(中国)有限公司CFO Donal Breen也不无心动地表示,加入一家快速成长的中国本土企业是非常令人兴奋的经历,那些pre-IPO的公司会非常有吸引力,“这是个快速实现财富梦想的机会。”

  当然,“精神致富”也是CFO们奔赴资本市场的重要动力之一。现任威发系统(中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的关长虹,2002年全程参与了威发在香港创业板上市,有机会接触了一般在外企的本土财务高管不容易触及的资本运作。这一切都让她觉得“很过瘾”。在“过来人”关长虹看来,“虽然这和从银行争取一笔贷款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都是在融资,只不过渠道不同而已。但毕竟这是一次不同以往和企业内部打交道的经历,需要和资本市场、投资人沟通的技巧和经验。没有经历过资本运作,对财务来说总还是好像少了点什么。”

  采访中我们发现,不同性质企业在财务体系上所表现出的差异主要来自管理和经营理念。以财务为例,外企更强调经营和管理理念、更注重制度化和效率。财务要和业务、公司战略相匹配。这些正是当下已经步入规范的民营企业急需的。在跨国公司工作多年的人在洞察力、工作效率和接受的信息量上都比在其他企业中会多很多。培养出来的职业经理人在国际化视野和思维能力上更有优势。

  “虽然民营企业希望找到‘现成的’ CFO,而本土财务经理人受大环境所限,大多数人资本市场经验不足,并不一定完全符合这些想在资本市场有所作为的企业的要求,但毕竟经过外企熏陶的财务经理人通常系统性、条理性非常好,专业扎实,对财务体系的每个模块都有深入、透彻的了解,做事更加规范、严谨,学习能力和潜力都很好,对企业来说转变成合适人选的‘成本’更低。”智联招聘猎头部资深顾问闵卫红表示。

  因此,面对正蓄势待发的民营企业提供的平台和机会,以及具备能够实现物质和精神双重意义上的自我价值的可能时,“为之所动”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实际上,我们采访过的大多数加入pre-IPO公司的CFO都有着类似的想法,诸如华视传媒CFO刘丹、汇源果汁CFO吴育强、航美传媒CFO杨嘉宏??

  职场隐性收益的失落

  除了预期的高回报,外企CFO的职场隐性收益也呈下降趋势。

  早在十几年前,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外企所提供的培训、升职机会和薪酬福利远非国企和民营企业可以同日而语。当时大批诸如宝洁这样的财富500强公司直接从中国名牌大学招聘毕业生,综合素质以及未来的“可塑性”是他们关注的重点,而对是否财务专业出身则不屑一顾。“入职后公司会提供系统、完整的培训。”现任壳牌(中国)Portfolio Finance顾问的李艳春1995年大学一毕业即被宝洁财务部门选中,尽管她是学工程专业的。

  和李艳春同时代进入外企的人大多有着类似“被重塑”的经历,这一方面佐证了外企财务制度的完善、培训体系的强大和对人才培养的 “不惜代价”,同时也侧面体现出当时本土财会专业的教育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本土企业培养的财务人员与跨国公司的财务体系不能接轨——当时的外企没有“现成的”人可用。

  “做财务的都知道一个公开的秘密,那些教我们财务知识的老师很多都没在企业干过,但这不是这些教师的错,是延续了高中应试教育的高等教育体制的错,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一部分,按德鲁克先生的观点,管理是实践,是干出来的,不是教出来和学出来的。” 一位在10多年前国内首次CPA全国统考中败北的现任外企CFO提及当时大学财会专业的教育能力和衡量标准时至今仍耿耿于怀。

  “当时国内企业的财务工作基本上就是付款、对账、出报表,”一位有过国企、外企双重背景的CFO回忆道,而那个时候的外企财务部则一般都有比较完整的架构,基本上会分成会计部门、税务部门、资金部门、财务分析部门和内部控制部门等多个职能部门,各职能部门下面还会进行更加细致的分工。“在这个体系里你可以学到很多,这在当时学校和本土企业中是不可能学到的。”

  关长虹的职业经历就堪称“与时俱进”的范例。1989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经济系会计专业,作为该校首届会计系的毕业生,在本土企业行将从核算型财务向管理型财务转变之际,迅速成为抢手的“热饽饽”。毕业时被分配在中科院某事业单位的下属公司,工作不到一年,二十三四岁的关长虹即被任命为财务部长。“那时候,我们的学历、知识结构和职业能力是市场化的企业非常稀缺的。”而对于个人而言,更自由的发展空间和体现自我价值成了那一代年轻人“下海”的主要动力。“毕业时我在事业单位的同学工资大概是70元,但是在企业里能达到200元,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外企可以拿到500元,还有不错的学习和提升机会,这对当时年轻人的诱惑是很大的。”

  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从整体来看跨国公司已经从当初在华全力扩张策略,转向理性地关注成本。而眼下本土企业中的龙头,无论是企业发展前景、薪资福利待遇,还是管理水平都已经“和国际接轨”了。“如果能在百度做CFO,为什么不呢?”资深特许公认会计师(FCCA)北京金沙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敖焱杰坦言,敖焱杰上世纪90年代中开始先后任职于联合利华、SAP等知名外企。

  “以我所了解的行业而言,中国大陆的民营和股份制企业近年来无论是产品、服务还是业务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像华为这样的企业,无论从薪酬的角度还是从机会的角度,都可以和跨国公司一争短长。”关长虹深有感触地说。

  从职业经理人的层面而言,如今外企能提供的平台已今非昔比了。李艳春从宝洁跳槽到壳牌之际,正值壳牌组建中国公司,“我经历了整个过程,当时的挑战非常大,也非常锻炼人。作为成熟的跨国公司,虽然壳牌在全球有着完备的业务拓展体系和做法,但毕竟中国是个全新而特别的市场,这就给当时的本土经理人很多机会,但现在体系搭建已经完成,架构也已经相对稳定。”

  “虽然近年来,随着本土企业的发展,跨国公司在中国业务的加强,来自中国本土的财务高管的地位和总部对他们的看法都在发生转变,但现实是,只有跨国公司在中国业务足够大之后,本土的财务高管才有可能问鼎全球CFO的职位,毕竟对于任何一家跨国机构来讲,来自一个不重要市场的CFO 是很少有机会成为全球CFO 的。”全球领先的人力资源咨询机构——美世(mercer)亚洲区高管薪酬总监郑伟博士说。

  实际上,成为跨国公司全球CFO职位对于绝大多数本土职业经理人目前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即便是中国区或者大中国区、亚太区的财务高管也基本上被来自港台地区的职业经理人出任。

  就像前外企高管俞雷在其所著的畅销书《逃离外企》中所言,“外企的每个人都是系统主导下的人,与系统相比,人是次要的,比自由和自主创新更重要的是各司其职与忠于职守。”

  悄然上升的职场边际收益

  不过,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的接轨,本土职业经理人能力的提升和眼界的开阔,外企本土化管理进程加速的双向作用下,越来越多的本土经理人有机会跻身跨国公司高阶的职位,外企CFO的职场江湖也俨然有柳暗花明之势。

  采访中,许多外企CFO对《首席财务官》表示,对于高级财务管理人而言,面对今天的中国市场,他们已经不很介意企业是欧美的、香港的还是本土的,“只要自己对公司有价值,团队非常融洽,工作有挑战、有新意,无论是什么性质的企业都不会离开。”关长虹坦陈。

  “上世纪90年代初,外企内的中高层职务的确是被欧美和港台人所占领,也的确存在一些对大陆人的歧视,这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内地管理者在管理水平和知识结构上的不足。但2000年以后,外企‘权力本土化’ 的趋势已经初露端倪,而到了2003~2005年之间,这种权力移交的趋势就很明显了。你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华人在外企中担任CEO、CFO、CMO等要职。”

  作为总部位于香港地区的威发系统中国区财务总监,关长虹的主要汇报对象有两个,业务向CEO汇报,财务则直接向董事长汇报,而不是向香港总部的CFO汇报。威发总部原来有一位香港CFO,后来随着中国大陆业务日趋重要,公司更需要一个对内地税务法规,政府投资方面的运作模式和沟通文化都更加熟悉的人来操控,而香港的CFO在这方面却是“短板”。于是在这位CFO离职后,这一职位一直空缺。?

  对此,郑伟表示,成为一名财务高管除了具备财务背景、资本市场经验外,还需要有良好的政府关系,比如和当地的税务机关、监管机构、海关、商务部等保持顺畅沟通,这也是本土经理人的长处所在。

  这样的例子现在已经并不鲜见,外企财务高管捅破“玻璃天花板”虽然仍然艰难,但可能性的裂缝正在“玻璃天花板”上扩散开来。此时,不妨听取号称“企业界的哲学家”的万通董事长冯仑在其正热卖的新书《野蛮生长》中给出的建议——“伟大是熬出来的”。

  对此,Donal Breen 认真地表示:“我常相信这种状况会很快被改变。在摩托罗拉中国就有这样优秀的员工,他们完全有能力或者潜力取代我今天的位置。实际上,找到一个合适的内地职业经理人取代我的位置也是我的目标之一。”

  某国际顶级跨国猎头机构的资深顾问告诉《首席财务官》杂志,从人力资源的专业角度看来,笼统而言的所谓外企实际上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通常在实践上他们会把外企分成众多的类别。“真正在MNC(Multinational Company)供职的CFO离职率并不高。”

  换言之,如果无需在“大池塘里的小鱼”与“小池塘里的大鱼”之间做选择,而且有可能成为“大池塘里的大鱼”,为什么不呢?

  力拓矿业中国CFO曹志鸿就是这样一条令人羡慕的“大鱼”。在力拓已经供职将近八年的曹志鸿,看起来非常 “享受”现在的工作和生活。工科出身的曹志鸿按照当年最普通的职场路径被分配到一家大国企,与那个年代的稀有人才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在外企刚进入中国不计成本的“挖人”且自身条件相当不错的时候 “下海”,而是在这家大国企一干就是15年。

  与同龄人更加不同的是,外语好且精通计算机的曹志鸿没有沿着“工程师”的专业道路一直走下去,而是凭借脱产三年完成MBA课程成功转型为高级财务管理人才。

  在先后与三四家猎头历时一年多的接触后,曹志鸿被成功“运作”到一家外企,“我觉得能够体验不同的环境、学习新的东西,接受新的挑战是很有意义的。”

  在加盟力拓之前曾经供职于伊莱克斯和福特驻华机构的曹志鸿认为,年轻人要能够在外企“沉”下来,外企对员工持续、有计划的培训以及伴随企业成长,给个人提供的应对新挑战和发展机会对职业经理人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从我的经历看,外企的规范、制度化和计划性强是最为突出的特点,可预期的东西比较多。但越到高层需要应对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就越多。高级职业经理人最大的挑战在于把不确定性变成可控的因素。”

  “比如,‘萨班斯法案’出台后所有CFO都会感觉压力很大,挑战很大。新财务准则出来后,CFO 也需要不断的培训、学习和交流。此外,外企的财务和业务部门的联系非常紧密,这就使得CFO 不仅要应对财务上的变革,更必须实时更新对业务知识的学习。”

  此外,“透明”也是很多被访的CFO 表示对外企更加信任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外企一般职责分工明确,上级的期望也很明确,管理架构、工作范围、目标、报酬大部分都比较清晰,对谁负责、对什么事情负责很清楚。

  “工作环境的意义不仅在于外在的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工作的发展潜力以及你在和什么人一起工作。这还可能跟你接触的客户有关,如果你的客户都是500强,供应商也是500强,跟他们接触的过程中,你就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能够学习到他们的系统是怎么运作的。”郑伟分析道,“有人的地方就有人际关系,有办公室的地方就有办公室政治。但是,一般在外企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是可以跟老板叫板而不会有什么风险的,因为他知道你是从专业角度出发,尽经理人的职责,而不是为了挑战他的权威。这也是‘人治’和‘体制’是最大的区别。”

  此外,由于财务的特殊职业需要,不少外企CFO认为“在跨国公司做财务会比较安全”,财务丑闻虽然不分国界、不分企业性质,但与现阶段内地企业发展的状况相比,在外企遭遇来自老板出于“企业发展需要”而造成和会计师职业操守间的冲突的情况一般很少。这一点,很多外企CFO都会或明或暗的提及这种由于不规范带来的“职业风险”的担忧。

  同时,外企中普遍存在的工作与生活的严格分界线,也是身处其中的CFO难以割舍的隐性职场收益,毕竟在企业家自己都没日没夜地工作的民营企业,高管们往往被迫形成了工作生活一体化的不良局面。“有时候你必须在看得见的‘安稳’的前程和充满不确定性但更令人热血喷张的未来中选择。”此语一举击中了众多徘徊在诸多猎头机会之中的外企CFO们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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